天下徽商
徽商胡雪岩
发布:2010-05-30 21:38:23 浏览:1029

胡雪岩故居


  要成大事,先要会做人;而会做人,即是善于在交往中积累人脉资源。若能做到圆通有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上不得罪于达官贵人,下不失信于平民百姓,中不招妒于同行朋友,行得方圆之道,人脉大树枝繁叶茂,那成大事一定不在话下了。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立足脚跟,在商业上红极一时。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在为人处世上,他能在乱世之中,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如何积累人脉资源,并利用它为自己的商业铺路。
  圆而通神+诚信=财源广进
  首先,收得民心在,想不赚都难。
  胡雪岩认为,如果钱只集存在富人手中,市面就活不起来;况且,过富必遭人妒。贫的越贫,富人越危险,饥民四起的情况下,富人是没有安宁日子过的。
  商人并不天然有义务关心社会问题,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精神层面上,表明了他们“好行其德”的良好品质;从实利层面上,表明了依靠商人如滴水般渗漏财富而支撑社会是一个健康稳固的社会。这就需要商人行善举,以感化社会。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庆余堂的伙计们都有一致的议论:胡雪岩种下了善因,必会结得善果,他一时垮下去了,但早晚会再爬起来。所以,所有店员们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里上班,维持店子的正常运行。这是胡雪岩性格“圆”的一个方面,对民行大“善”,而自己成为最大的赢家。 
  精明的商人致富后,多“富好行其德”:一是富后周济贫民。陶朱公弃政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西汉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万,赈济徒民。
  有了这一层考虑,胡雪岩历年在帮朝廷平靖天下和帮社会赈济灾荒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
  胡雪岩正是有这种利人济世的天性,加上他的超凡的悟性,从而在官商两道如鱼得水。
  其次,圆才会通。
  水往低处流,人却是往高处走的。人本来和自然万物有所不同,总不能水取下泄之势,人也随其自然,不求向上和前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之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
  不管是对抢了军火生意的龚氏父子,还是对刁钻霸道的苏州永兴盛钱庄,乃至已经实际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代办朱福年,胡雪岩对他们的回击都很干脆。但有一条原则总是恪守不渝,那就是:总要给对方留个台阶,留个后路。
  圆而神是胡雪岩处世方式的最好概括。
  所谓的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商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了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了人们的爱憎善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胡雪岩圆而神的处世哲学,深得中国传统儒家为人处世之个中三昧,因而在复杂的社会及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因此,胡雪岩的飞黄腾达便不难理解了。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第三点:胡雪岩有审时度势的独到眼光,深悟世道的权变之理,善于在乱世之中“变”。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到后来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天然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对形势的独到分析和判断,胡雪岩决定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才使胡雪岩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更多的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起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很多事自己却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即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